摘要：
达利普·辛格(Daleep Singh)是拜登政府全球经济战略的“架构师”之一，他曾在2021年2月至2022年4月期间担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，后来去了私营部门工作，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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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白宫工作期间，辛格密切参与了2022年俄乌冲突应对方案，协助美国政府设计了由七国集团(G7)实施的对俄石油限价措施。辛格还拥有私人市场工作背景。
辛格最近以PGIM经济学家的身份接受了《巴伦周刊》的专访，谈到了地缘政治和市场等话题。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内容。
《巴伦周刊》：你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？
达利普·辛格：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参加工作的，见证了后冷战时代单极地缘政治秩序逐渐让位于全球经济“大缓和时期”(Great Moderation)，后来又见证了“大缓和时期”的终结。
通过这些经历，我获得了几点重要认识。第一，“大缓和时期”是一个非常态，当下我们看到的波动、不确定性、甚至恐慌才是常态。
第二，私营部门无法带头解决最大的社会问题。2020年3月，我负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融市场部的工作，当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场美国国债抛售潮，如果我们没有采取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干预措施来支持市场，全球经济就会陷入混乱。
通过那次经历，我认识到市场其实是人类情感的集合，必然会在贪婪和恐惧之间循环往复，如果不加干预，市场就会失灵。但政策也有失灵的可能，我也见过这种情况。
《巴伦周刊》：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对金融市场意味着什么？
达利普·辛格：我们可以讨论的至少有五大力量：大国冲突加剧；前所未见的政治两极分化；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过渡，这一过程非常崎岖但很有必要；供应链重塑；技术从单一市场向跨国界扩散的迁移。所有这些力量都将为美国等地带来一个高通胀和高增长的环境，但同时波动性、风险溢价和利率也会上升。
从某些方面来看，这个新时代和1990年冷战结束前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相似。
《巴伦周刊》：在目前这个财政支出受限的环境里，你对美国国债市场有什么看法？
达利普·辛格：我们的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。“债务水平是否会因此变得不可持续”或者“国债风险溢价是否会因此变得更高”是目前困扰市场的问题。
有关债务水平可持续性的计算结果是积极的，但目前的收益率水平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成本将上升。
美国国债买家需要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，因为投资债券的不确定性更大。这些买家不知道国会是否、以及何时实施财政约束，他们不知道经济增长是否会跟上利率上升的步伐，他们也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买家出现，以及他们需要获得多少补偿才能吸收创纪录的国债供应量。
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有一个价格，这个价格就是更高的期限溢价(term premium)。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市场上看到的情况。
《巴伦周刊》：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是否有能力应对你所说的全球变化？
达利普·辛格：现在难度要大得多。在“大缓和时期”，央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，在对宏观经济做预测时，总需求是实变量。现在，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在不断变化，这意味着需求和供给都在变化，我们没有很好的模型来考虑所有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，这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人们在做预测时犯了很多错误的原因。
《巴伦周刊》：虽然西方国家实施了石油限价措施，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并没有下降，这对政策意味着什么？
达利普·辛格：相当一部分化石能源正面临被“武器化”的风险，2022年以来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，但俄罗斯不会是唯一一个将石油“武器化”的国家。清洁能源方面，处于关键生产阶段的市场力量集中度甚至高于化石燃料。
设置价格上限是石油消费国尝试重获议价能力的一个例子。你说得对，俄罗斯找到了绕过这一限制措施的办法，七国集团将不得不继续寻找玩“猫捉老鼠游戏”的方法，这是这类机制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，但我不认为它们会消失，我想我们将来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努力。
